金耀基：从“五四批判”到“批判五四”

从“五四批判”到“批判五四”

© 金耀基／文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首次接触，远在16世纪时就已开始，但两大文明真正的对垒与冲突，则是150年前的事。这150年来，西方文明挟其枪炮、商业，以侵略者及蛮荒探险者的姿态横冲直撞地猛叩中华帝国的大门，欧风美雨犹如狂飚暴洪、巨浸稽天，中华帝国在转夜之间，完全无力地暴露在西方枪炮之前。亡国瓜分之危机，竟不是一场梦魇，而系残酷之事实。中国读书人向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他们毫不逃避国难，他们急切的开始反省和搜索自强之道，于是有同治曾、左、李、胡的“洋务运动”，有戊戌康、梁的“维新运动”的产生。这两个运动显然是失败的，但却是有历史价值的民族自杀运动。至于义和团之乱，则是中国文明中最愚昧的一幕悲剧，它毫无保留的暴露了中国文明之弱。它只是一种困兽之斗，一种死亡的挣扎。从义和团之乱起，西方人把中国人真正看做了落后野蛮的民族，把中国文化看做是带有神秘气味的崇尚迷信的初民文化。此一看法演变为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然此究系一大曲解。因为义和团之乱不一定是整个中国文明的罪过，它只是中国文明的最愚弱的一面，而中国的真正读书人也并没有参与。义和团之祸只是政治的主权者一念之错与哀号，一切责任应由玩火者自己负责，事实上，清朝的帝王也真正付出了亡国的代价。自义和团之乱后，中国真正濒于瓜分亡国的边缘，读书人真正感觉到国脉如缕，而发生一最深之觉醒，乃能挺身而起，冲破了历史的格局，完成了“秀才造反”的伟大勋业，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与历史上所有争天下，抢正统，换朝代的运动之意义完全不同。他是自觉的要为中国政治开一新局面，为中国文化创一新境界，而事实上，他也完成了曾、左、李、胡和康、梁以来未竟之历史事业，这亦是真正显露了中国文明中健康的一而。我们须知，中山先生之革命虽然是受了西方思潮的影响，但是他能够凭赤手空拳推翻满清，则只是因为他之革命是符合了中国人的心理，紧扣着中国文化之需要向上提撕、向外扩展之精神的要求的。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可以说是想凝汇中国文朋与西方思潮之精义的。民族主义讲民族平等、讲伦理，民权主义讲民主政治，讲民本，民生主义讲利用厚生、讲科学，无一不是西方文明中所涵，亦无一非中国文明所本有而当发展者。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看，他还是站在中国文化历史之流上，大量采撷西方文化，而解决中国问题的，而他也的确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并为中国文化解除了一个不能开出民主之死结。中山先生的态度可以说是中国伟大读书人所有的一贯之态度，可是，这一态度到了五四时代，却发生了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附缘于政治上的爱国运动，它的动机是想全面的展开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评估，它提出的“整理国故”的口号，是要对中国文化做一番“裁判”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五四这一个“批判运动”，在批判的理念指挥下，对传统文化当然可以产生一“洗涤冲刷”的作用，由于大规模自然与人为的“洗涤冲刷”，中国文化中一部份的“坏传统”的确遭到淘汰伤亡的命运。如纳妾制度的废除，体刑的废除，缠足习俗的废除等等，这当然是古老民族新生的现象，而应该高兴的。我很同意胡适之先生的看法，“它们的废除或解体，应该视为中国从它古老孤立的文明的枷锁中得到解放”。的确，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刷激荡下，中国文化受到了全面的挑战，由于各种文化特质所受挑战的深度与幅度的不一，乃发生了相当惊人程度的文化失调。文化失调（或脱序）一词是邬格朋教授所创，他所指的文化失调是：“近代文化的各部份变迁速度不一，有的快，有的慢，因各部份是相关而互赖的，如一部份起了很快的变迁，其他有关各部份也就需要急速的调整……当文化一部份，由于某种发现和发明，先起了变化，而引起其他某些有关之文化的变迁时，有关部分的变迁则常是延缓的，这种延缓的变迁的范围依文化本身之性质而异，但可能延缓为几年，在这个时期当中，便可以说是有了失调”（此系采龙冠海先生之译文者），继文化失调而生的则是社会的解组，这些都可以解说为：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下，中国的文化模式被击破而离碎，中国文化模式只表现着一种急遽的解体，而未见有经过什么调适因应的过程。这是一可悲的现象。所有知识界的人士都有着历史的责任，因他们并没有对文化之调适工作作过认真的努力！最可憾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撮激烈的人士，他们只看到中国文化之黑暗面，把精力悉数用到破坏文化传统上去．他们反对社会既存的结构与价值，带着一种狂热的性格，寻求新事物，如中疯狂走，结果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都被一一肢解，而他们所展开的“批判运动”，便变成了“否定运动”或“打倒运动”。他们原初所表现的“理性主义”，竟一转而为“虚无主义”。五四领导人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等，中心本盼望能产生一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胡先生曾用英文写“中国的文艺复兴”文）。在1933年他曾说，“缓慢的、平静的，但却绝无可疑地，中国文艺复兴将成为一件事实，再生后的产物，看起来使人怀疑是西方的东西，但是刮掉它的表皮以后，你将发现构成该事物的素材，主要乃是中国的根底。”此外，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创刊之“新潮”，英文名即The Renaissance，据罗家伦先生自己说：“按照‘新潮’两字的意义，译作‘New Tide’，但是我们印在书面上的英文译名是‘The Renaissance’，是西洋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名词，就是‘文艺复兴’，是欧洲在中古黑暗时代以后，解除种种经院教条的束缚，重行研究罗马，尤其注重在希腊文化的时期。这是西方文化最早的曙光，当然我们也很勇敢地批评旧文学，旧观念，旧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地方，而介绍若干近代文化中可以观摩和采取的部份，但是我们从未主张全部放弃固有的文化，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五四运动对于传播西方思想，使国人的思想进入一新的领域，产生一世界观的意识形态，确颇类似西方的启蒙运动，而其中一撮人对中国古典文明的一笔抹煞的虚无态度，倒反而有点像“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本身是缘文艺复兴而来的，乃启蒙运动孕育而生，可以说是一理性主义之高度表现，但法国革命最后经罗伯斯披尔等恐怖主义，而一反理性主义之方向，走上虚无主义之路。民主政治亦成为暴民政治，自由平等几为更多枷锁、牢狱、流血所替代。罗兰夫人之感慨，狄更斯双城记之悲剧之描绘，都足令人震撼！所以，今天有一些人，把变质后的五四（以下所批判的皆指“变质的”五四）看做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不仅表露了他对五四运动之历史意义的模糊，也表露了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历史意义之陌生。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其基本的意义，乃是要从中古僧侣阶级及经院的烦琐哲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热烈地向希腊古典文明回慕，它的基本动向是“复古”，而其作用，则自觉地不自觉地变为“开来”。Renaissance—词，意译是“文艺复兴”，直译是“再生”。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展开之际，蒋百里先生与梁任公联袂旅欧，同听受法国巴黎大学图书馆主任Smedee Britch之讲演，归来，蒋百里先生撰《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盖欲作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之一助（见蒋著导言），蒋百里于该书之殿，有“人类曷为而有复古运动？曰：对于现状求解放也。复古者，解放之一种手段也”之言。梁任公为之作序，序中则谓“文艺复兴者，由复古得解放也，”而其因为蒋书写序，中心有感，竟“下笔不能自休，及成，则篇幅与原书埒，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日《清学概论》。”任公心目中，把清学看作欧洲之文艺复兴，此虽然大有问题，但他本身对中国古典文化之努力阐发，推陈出新，则确有几分文艺复兴的气味。他说：“文艺之所以进展，恒由后人承前人智识之遗产，继长增高，凡袭有遗产之国民，必先将其遗产整理一番，再图向上，此乃一定步骤，欧洲文艺复兴之价值，即在于此”。梁任公原初亦是一好批评中国文化，且真能挖掘根核之人，而他之笔端带有感情，感染力尤大，摧毁力尤强，中国文化中乌烟瘴气的东西，也确被他的巨笔摧陷廓清，任公是一个“太无成见”的人，他非常任性，破坏的工作的确做的不少，但到了晚年，则心平气和、思想亦渐定型而成熟，一反过去“以破代立”的态度，而替之“以立代破”，重新回头审定批评中国文化，肯定中国文化之价值，由排孔而尊孔，由蹈空而踏实，最后则毅然走出“骛新立异”之阵营，挺身为中国文化说话。他说：

　　吾以为吾辈对于前辈之学说，其有粗略者则补助之，其有不同意者驳正之，皆应尽之义务也。若嚣嚣然挟其一得，相率以轻薄之言相讽刺，甚乃毛举细故为人身之攻击，适见其浅而且浇耳（笔者按，目前东西文化论争中尤见此种凉薄鄙浇之现象）。……又近世新学者流，动辄以排孔能，夫以支配二千年人心之一巨体，一旦开其思想自由之路，则其对之也有烀枉过直之论，是诚所难免，即鄙人于数年前保教之迷信固亦弃掷之矣。虽然，日日掊击孔子，试问于学界前途果有益乎？夫今后国人之思想其不能复以二千年之古籍束搏之也，洞若观火矣。然则孔子学说无论如何，断不能为今后进步之障。

　　又说：

　　今当青黄不接之交，学者方怅怅无适从，而先取一最有骱值之人物而掊之，在立言之意，曷尝不欲补偏弊，弃短取长？其奈和之者必变本加厉，一嘴而百吟，一趋而百奔？

　　梁任公由检讨全局而批评自己，而翻然改悟说：“吾以为排孔论与夫与排孔论同性质者，皆煽动之者，鄙人昔者固尝好为之矣，今则宁受多数之冷视，不愿受无益之欢迎”。任公这一转变，即是他有名的“今日之我不惜与昨日之我宣战”的性格的写照，而他能在独往直注之余毅然回头，在举国中疯狂走中，冷冷地回到自己，（任公这种由虚无主义返回理性主义的思想历程，颇有似德国狂飙运动时，歌德与黑格尔之思想的反省，由狂热崇拜法国大革命而回头肯定德国的固有文化。可惜任公死的太早，要不以他之学识，配以雄健之巨笔，一定可以做一些更多的积极性的文化事业），实在是一种“心智的真诚”与“理性的勇气”的升华，可是，这种升华的表现决不是人人所能的，我们只需看五四当时如野火燎原，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便可瞭然。许多领导五四的领袖人物，原初亦不必即能想到或希望有以后之局面，但“立言者”理性的声音在“和之者”一啸百吟，一趋百奔的疯狂的摇旗呐喊的声浪中隐没或沉落，有些领袖甚至由“领导五四”之主观意识而一变为“被五四领导”的客观态势，竟有“我是他们的领袖，所以我必须跟随他们”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法国大革命时，有一位倡言自由平等博爱的领袖，眼看到群众疯狂地演变为仇恨、残杀的暴民流血运动时，虽然与他原意相背，但情势如此，无可违抑，他只有跟着暴民走，而慨乎其言的说:“我是他们的领袖，所以我必须跟随他们。”这现象或为任何革命运动中所不免。） 
　　而跟着五四口号走的少年，则表现了一种宗教的狂热。他们的宗教不是释迦，不是穆罕墨德，也不是耶稣，而是“新”与“洋”，于是“旧”与“中”的都在打倒之列，于是，乡绅官僚政治倒，而买办政治起，塾师儒生踣，而文化掮客兴，孔子之说丢进茅厕，资本主义、马列思想风行一时，这一切的兴替，我们实难用进化论的“优胜劣败”的原则来解释，因为一切倒下去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全是坏的，无价值的，只因是旧的、中国的；而一切兴起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全是好的、有价值的，只因为是新的、西方的。显然地，这不是“理”，而是“势”，势盖过理，说这是优胜劣败，也只由听其说。而实际上，中国文化本身根本没有经过“理”的调适过程，它只是在“势”之下大瓦解，这当然也可说是中国文化本身之无力，但一定说这是中国文化之无价值则决非公允之论。这我们只要看，在西洋的意识观念的大洪流中，中国文化始终仍在无形的，或经过少数知识分子表现着的反省与检讨的奋斗精神，而仍坚守住一个天地，一个局面，显其光华，就可知道。但毕竟中国文化之瓦解是一客观事实，这我们不能不承认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因两千年来，一方面由于专制政治的歪曲、奸污、压迫而失其原始精神，一方面由于二千年来始终在一个文化架构下发展，特别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后“定于一尊”的局面，使儒家思想发生了堕落与僵化的现象（这十分相似于西方欧洲文艺复兴前中古阶段，西方的希腊文明与希伯来之原始宗教精神均被僧侣之经院哲学所腐蚀僵硬），基是，儒家思想的确已经丧失了鼓舞开启民族智慧与心力的功能，的确已经丧失了应付新世纪的繁复的事物的能力，于是，新中国的识分子，在接触到西方思潮时，看到西方思潮多采多姿而有丰沛之生命力，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倾向西方文化的“外慕”的心理。我们相信五四新知识分子的努力的背后的冲动力，很类乎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他们都希望得到一种心灵的解放。可是，两者努力的路向却是完全殊途的。五四是向西洋文化“外慕”而铲除本身的古典文明（我必须重新指明，这是就五四发展之客观态势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则是向古典文明“回慕”而开出西方近代文明。而在五四的“外幕”心理的一往直前的发展下，乃逻辑地产生了“全盘西化”之思想，第一个主张“全盘西化论”者是文化社会学者陈序经教授。陈序经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采用了近代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知识，认为文化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如有机体似的不可分析的东西，二种文化的相接触，就产生了二种不同的结果，假如这二种文化的程度是相等的，那么就有一个新的整个的、“一致和谐”的文化形成，而原来二个旧文化则“逐渐成为陈迹”。反之，假如这二种文化的程度有高低的话，那么，那个程度较高的文化就要“逐渐伸张”，那么，那个较低的文化则要“逐渐成为陈迹”，那个文化的任何特质都将“没有存在的余地。”陈序经的文化观，不能说是一种无意识的说法，而的的确确有些见地的。他的错误是把文化问题看的太单纯，而对文化程度的高底之取值标准也太浮面。在他看，中国文化比之西方文化是一种低级的文化，在他心目里，中国文化只是“非洲文化”。因此，他逻辑地主张中国人应该效法尼格罗。他认为美国之黑人能“全盘白化”，所以能生存发达，印第安人固步自封，因此日趋灭亡。他说：“一则以存以盛（指黑人），一则以衰以灭（指印第安人），可为吾国一般踌躇不愿全盘西洋文化的良剂”。并且他还指出“理论上和事实上中国已趋于全盘西化”（如基督教在中国势力蔓延全国，兵器电报开矿均已西化，所谓设学校，派人出洋，请洋顾问，杜威罗素请来演讲，西洋文学的介绍翻译等），陈序经看到西方文化“逐渐伸张”，中国文化“逐渐成为陈迹”的种种事实，因此，他要主张西化，并要“全盘西化”。他倒是一个有“心智真诚”的学者，因为他肯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见解（对错是另一问题）。我前面说陈序经把文化问题看的太单纯，对文化程度的高低之取值标准太浮面，这种批评，只要稍对文化问题用心的人都会同意。胡适之先生常被人视为“全盘西化”论者，其实这是一误解。胡先生曾反对把文化纳入“简单整齐”的公式中去，他认为文化的“分子繁多”、“原因也极繁杂”，他把文化看做一个繁杂多方的、受种种时空的条件及人的觉悟与努力及消沉与懈怠的影响而不断变化的东西。胡先生只希望大家“全心全意的西化”，但他绝没有要中国人效法尼格罗。至于东西文化程度之高低，也决不是看到电灯代替油灯，基督教代替佛教，或派人出洋，请洋顾问这些事象就可以断定了的。关于中西文化程度高低之取值标准，恐怕任谁也难定说。写到这里，使我忆起林语堂先生有一段幽默而深刻的话，他说：

　　依我看来，不论那种文明，它的最后测验即是它能产生何种型式的夫妻父母，除了这个严峻而又简单的问题之外，文明的他种成就，如艺术、哲学、文学和实际生存，都退到无关重要的地位，我对中国费尽心力以东西文明作比较的人们，每用这句话给他们当作一服消凉剂。

　　其实，林先生的话，也还没有解决东西文明谁高谁低的问题，因为西洋型式的夫妻与中国型式的夫妻的优劣又是一个问题，我所以说这些，目的在指出那些太快决定西方文明高于中国文明，或中国文明高于西方文明的人的谬误。总之，陈序经以一部份的文明特质取代了中国文化特质，进而认定中国人必须聪明的学做尼格罗，是太粗率的结论。其错误之根，实则在把文化问题看做如二氢一氧可以变为水这般的简单的方程式来处理。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人都会知道，在两种文化接触之下，就会发生一种“文化遗失”之现象。如中国大都市中，电灯盛行，油灯渐渐消失，汽车出现，人力车慢慢淘汰。油灯与人力车便是遗失了的文化特质，由于文化有遗失的现象，因此使人相信某种文化有“逐渐成为陈迹”之可能，由于汽车取代人力车，电灯取代油灯，因而使陈序经等辈相信西方文化有逐渐伸张而全盘取代中国文化之可能。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文化固然有遗失的现象，但亦有永不会遗失的现象，如中国人之历史意识，“我是一个中国人”之意识等。况且，文化遗失之后，亦非所有都一去不回者，有的文化特质只是一时的“退隐”，因而有“回归”之可能。希腊的古典思想，在表面上看，早已在中古经院哲学下“遗失”了，可是经过了文艺复兴，它又以一种再生的姿态出现了。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古时代，希腊的古典的人文思想，与其说是“遗失”，不如说是“退隐”。遗失了的文化，固然可能永远遗失了，但退隐的文化则可以有回归的可能的。也因此，历史上才有诸项文艺复兴的事实，也因此，我们相信，缠足、体刑、科举等不合理的文化特质是“遗失”了，但儒学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质素则在新知识分子的反省与阐扬下，必会从僵化的局面下，由“退隐”而“回归”人间。我相信文化有遗失之现象，亦相信文化有不可能遗失之特质，并相信文化有退隐与回归，因此，我和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交流接触下，中国文明，有一部份，或者大部份将会遗失，但有一部份，或者极重要的部份，可能反会在新知识分子的批评下，获得再生的机会。而获得再生的中国文化的精彩部份，将无疑的可以永远生存下去，而突越一切时空的制限，并且因它之价值并不低于西方文化，因而它可跟西方文化在平等的地位上相互交流补益，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陈序经所说的一个新的整个的“一致和谐”的文化之形成，将有可能。基于中西文化价值没有高低，只是不同的理念，我相信今后的局面，决不是中国文化特质全面的遗失，或中国文化模式的全面破坏，而是中西文化特质互有遗失，互相新生，中西文化模式互有破损，互相建立。换一句话说，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将出现一多样的、繁复的文化特质〈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所构成的一全新的世界的文化模式，在这样一个世界文化模式，亦即在魏斯莱氏称谓的普遍一致的文化结构下，一种世界文化将逐渐出现。 
　　倡“全盘西化”论者不必一定“数典忘祖”，正如讲历史文化者不必一定基于“民族情绪”一样。不过，倡全盘西化者之常陷于民族自卑感而不自知，正犹如讲历史文化者之常陷于民族自大而不自知一般。笔者以为，民族之自满自大固然是一病态，但民族之自卑自贱则尤不健康。我不太欣赏黑格尔之“绝对精神实现于普鲁士”之论，但我敬爱菲希特、歌德之鼓舞民族精神，尤崇仰康德将人由卑弱状态自拔出来之努力，但我对宋儒“尊德性，道问学”两派虽各有所感，但私下总较喜欢陆王劈头一句要人“堂堂做人”之气象，因人之精神如陷于卑弱不拔，则一切成就总无希望。我之所以不取“全盘西化论”，不唯因其不可能，更厌其自卑感太重。与中国人“全盘西化论”相应的，在西方，有“白种人的负担”之谬说，在凯卜林（Kipling，1865～1936）等眼光下，有色人种皆是落后民族，有色人种的开化是白种人的负担，而中国全盘西化论者正亦有这种潜意识的企慕，而此辈人之恨自己是黄色人，恨自己之为中国人，则是必有的逻辑。这都是缘于一西方文化之“外慕”心理而来（不问其真否了解西方文化），而总有“中华民族花果之飘零”（唐君毅先生文）之大悲剧出现，此固是一大可浩叹之事，但在失望之余则有一线曙光之透露。此一线曙光非由天上照来，也非由西方射来，而是中国人自己心中发出。由于中国之此一大悲剧之出现，乃激起民族智慧与历史良心更深度的反省与觉悟，因此而形成对近50年来文化发展之史实加以检讨与批评，亦即产生对五四的批判运动。五四本身即是一批判运动，对五四之批判即是一反批判运动，若以五四批判之对象称谓“正”，则“五四之批判”是“反”，而“批判五四”则应该是一“合”，若此一“批判五四”之工作循理性之轨道及良心之命令发展下去，应该会有光明之前途，而开出一中国近代之文艺复兴。我们认为，传统是可以批判的，并一定有许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对传统之批判、改革，乃至革命，都可用以征服文化之惰性或文化之保守性，以促成文化之再生与新生，所以批判传统是有它正面的价值的。可是，批判、改革或革命的步子不能走的太远，更不可“为反对而反对”，因为一味反逆传统并不是文化生命开展之正路。诚如德贝吾氏所言：

　　自然，反逆传统并非全是坏事，有时，反逆旧日的事务，往往是生命健康底记号，而且，要产生艺术上新的派别或形式，反逆传统是不能避免的事。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说，反逆传统即是真理。现代有许多人以为，否认一切传统，不承认任何事物，即等于创造新事物。这类想法是镨误的，大家这样想，就会走上虚无主义之路。

　　我以为五四批判运动是一智慧，是民族生命健康的记号。批判五四运动则是一更深之智慧，一民族生命更健康底记号。五四迄今，已将半个世纪了，世界在变，观念在变，历史不容许我们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我们要开始中国的文艺复兴，自需对古典文明作一回慕，作一黑格尔所说的“超越之保存”。我们认为“从五四之批判”到“批判五四”是中国文化向前开展当有之历史过程，这是势，亦是理。我们应该有“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智慧与勇气！

　　本文选自《从传统到现代》，金耀基／著，法律出版社，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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